随着进入四月，日本开始笼罩在紧张气氛中。日本政府以及各地方自治体几乎每天都在召开紧急对策会议，以寻求最佳防疫措施。日本政府要求全体国民尽量在家办公或者不要外出，每个人的行动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呼吁大家一定不能大意。
据了解，日本外务省发布禁令，已对195个国家发出入境限制，占比建交国家的九成。金融政策上，日本政府除扩大融资、担保范围外，同时对中小企业（含自由职业者在内的个人企业）提供免息、免担保的融资金融政策，并在第二轮紧急对策中，计划将融资、担保等规模从第一轮紧急对策设定的5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8亿元）扩大至1兆6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51亿元），为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等提供支持资金周转的金融援助。
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紧急召见政务调查会表示，将向因疫情导致收入减少的家庭提供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援助。如今，伴随着商业区的大型商场逐步缩短营业时间或暂停营业，日本渐渐陷入“停摆”状态。
东京都知事呼吁当地民众不要外出后，民众开始囤积物资，超市限购买。（李沐航 摄）
与此同时，在日本华侨华人与日本民众感同身受，深知渐行而近的风险，积极投入到防御、抵抗疫情的防护或支援活动中去。3月18日，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发布了致全体在日华侨华人的倡议书，呼吁全体在日华侨华人，作为日本社会的一员，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与日本人民同心互助，共同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倡议书除号召广大侨胞要自觉遵守当地防疫法律法规外，也要主动配合所在地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积极参与当地抗击疫情的公益事业，帮助当地侨胞和民众。在目前的“非常时期”中，人民网记者通过对五位在日本生活的华侨华人以及日本当地民众的采访，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情况以及心路历程。
“站好最后一班岗”
邵旭宇（株式会社大可国际医疗集团董事长）：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接待从中国来的客人在日本做医疗体检及治疗，与国内的接触非常密切。因为从事与医疗相关的领域，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每天都在关注国内与日本的疫情发展，并为员工和客户提供口罩和消毒液。我们在外出前后，都会对车辆进行消毒，做到最大力度的预防。疫情严重以来，我们从3月开始就停止了相关接待业务，集中力量给正在接诊的项目收尾。3月5日送走最后一名客人回国后，我们就完全停止营业了。
此后，我和伙伴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自身防护以及与当地民众一起抗疫上。我们在疫情发生之初就提前储备了部分口罩，疫情蔓延之后除了清点库存预留好给客户和员工必备的防护用口罩外，我们将节省下来的口罩捐赠给了当地的一些诊所等抗疫一线，当时，日本市面上的口罩已经很难购买到了，我们希望与日本朋友一起努力，早日战胜病毒。
东京都知事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后，都内超市大米一时间被抢购一空。（李沐航 摄）
“街道上的人明显少了”
徐暮雨（媒体人）：
春节过后，我从国内回到日本，在成田机场入关处仅有红外线体温检测仪，检测相对简易。由于当时国内疫情较为严重，回到日本后，我自觉在家自行隔离了14天。当时的我，对于日本的疫情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
随着新冠疫情在日本各地的不断扩大，3月初，我经历了以前在纪录片中才能看到的抢购厕纸，真真切切看到超市及家楼下的药妆店涌入大量购买厕纸的居民，每人限购两袋，卫生用品购物区短时间内空空如也，体会到了在之后的半个月里厕纸依然出现供应不足时，那种隐隐的焦虑。
3月下旬，东京都疫情出现急速增长，坊间都在传东京都有可能“封城”，受此传闻影响，一夜之间超市的大米以及速食几乎被抢购一空，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不安。而应对新冠肺炎的重要物资口罩及洗手液、消毒液从一月份开始直至现在依然购买困难。现在，东京都知事一再呼吁民众周末以及平时尽量避免外出。很多企业也开始让员工在家办公，商场及餐馆也在周末选择停止营业或者长时间休业。我在涩谷上班，由于工作性质关系，还是要出去采访的。我发现电车的早晚高峰人流量明显减少，而以前每天熙熙攘攘的涩谷现在感觉有一半人都不见了，涩谷突然间变的空荡荡了，这种场景是我自从在日本工作以及生活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上野公园赏樱民众明显减少。（徐暮雨 摄）
“疫情比想象的严重”
今泉 敢（公司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