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行政检察“解心结”“释法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某工厂走访行政检察案件当事人。资料图片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检察院进社区开展“行政检察，与民同行”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资料图片
【法眼观】
因销售一瓶78元的过期葡萄酒，年过七旬的个体经营户曾某被罚款5万元；售卖问题芹菜获利14元，老农陈某被罚5万元……近年来，一些“小过重罚”的案件时有发生。事实上，为保障食品安全，我国食品安全法对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确有严格规定，“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但根据行政处罚法，“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机械执法，使微小过错承担畸重处罚，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让执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此类行为如何纠正？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发布会表示，针对此类问题，检察机关应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具体而言，行政检察监督是重要方式。
行政检察是新鲜的“老事物”，自2018年年底被明确为“四大检察”业务之一后，5年多来得到开创性发展。行政检察关乎我们哪些权益？如何发挥功效？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1.推动改变“案结事不了”状况
行政检察，也许对普通人来说是个陌生概念，但对很多案件当事人来说，却是“最后的希望”。
行政检察最核心的职能，“通俗地说，就是对‘民告官’诉讼的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厅厅长张相军介绍。
为什么是“最后的希望”？
这主要与行政检察在司法流程中的“位置”有关。当案件当事人对于行政决定不满意时，部分可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复议结果不满，可提起行政诉讼。经历法院一审、二审与再审，如对裁判结果仍不满意，会进入行政检察监督环节。
“我们国家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以及100%的行政法规由行政机关执行。一个公民从出生到坟墓，都离不开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行政检察就是要通过对法院行政审判和执行的监督，来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张相军说。
行政检察不是新事物，但得到长足的、开创性的发展，只有短短5年的时间。
2018年，检察系统经历了“重塑性变革”，反贪污反渎职的重要职能与其部门、人员全部转隶。检察机关面临着“路向何方”的困境。2019年1月3日，最高检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解答”，将检察职能系统地划分为四大检察，即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并将内设机构调整为十大检察厅。行政检察厅应运而生。
更宏观的背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了更高的需求。“自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进入检察机关监督环节的行政诉讼案件每年都呈10%以上的增长。”张相军说。
行政检察厅成立初期，最高检党组曾将行政检察业务形容为“近乎荒漠”——最高检此前由一个部门负责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而且在当时的检察机关内部，不仅“重刑轻民”现象存在，“重民事轻行政”现象也客观存在。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梅扬分析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原因。早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就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经验不足、职责重叠等诸多困难和不适，此后检察院的主要职能逐渐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被重新认识。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仅局限于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权、批捕权、审查起诉权等。直到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方从国家法律层面得到明确。
最高检行政检察厅成立后，首先组织了大调研以摸清“家底”。“当时的情况可以概括为‘短弱小冷’：行政检察是检察工作中最短的一块‘板子’，大家都不会干、能力弱，案件规模量小，社会上也不了解，知之甚少。”张相军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