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能够传承发展至今，离不开其突出的包容性。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要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深入探讨其生成与发展、嬗变与调适、淬炼与升华的过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发展传承至今，是因为其既不断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突出特性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生成与发展、嬗变与调适、淬炼与升华的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创造璀璨文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深入研究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学术智慧。
生成与发展
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最早比较鲜明地体现在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协和万邦是基于几千年前邦国林立、分族而居的政治和社会情形提出来的，极其凝练地表达了古圣先贤对处理各邦国和各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政治理想。所谓“和”，是用安抚、协调的措施来对待邦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采用征服和压服的手段。这就使大小邦国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和同的社会秩序，民众得以安定。这一理念在后世的儒家经典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尤其体现在“诸夏”与“夷狄”的判定标准上。
古代中国被称为“诸夏”，周边的民族被统称为“夷狄”。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认为“诸夏”和“夷狄”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而且“夷狄”也有长处。《论语·八佾》提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过去的注解家把“不如”解释为“比不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夷狄即使有国君，也比不上诸夏没有国君”，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宋代朱熹注释这句话时，将“不如”解释为“不像”，这样整句话道理更显豁、逻辑更分明。孔子所著的《春秋》称原先被视为“夷狄”的楚国国君、吴国国君为“楚子”“吴子”，即与上述孔子的理智态度相照应。孔子对所谓“夷狄”的开明态度，深深影响了《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文明程度来区分夷夏，而不是把种族作为评判标准。同时，《春秋公羊传》还认为，经过长期融合，最终能够彻底消除夷夏之别，达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
孔子开启的夷夏可变论影响极为深远，不仅被董仲舒、何休等一大批思想家所传承和弘扬，而且成为后世王朝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从而建构起一套极具开放性、灵活性又十分稳固的文明秩序。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演进看，政治大一统和交流融合毫无疑问占据主流地位，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自秦汉统一局面形成以后，很多君主都强调“四海一家”。汉武帝提出要“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隋炀帝称“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唐太宗说“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统治后立即昭示天下：“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开放包容、团结和谐，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族群如何多元，彼此间总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融为一体。古代典籍中的另一个常用概念“混一天下”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中华文明的演进模式是周边共塑中原、中原反哺周边，是多方的互化，而不是单向的同化，这是中西方文明演进的重大差别。
嬗变与调适
清朝的建立和巩固，实现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进一步增强。当清朝疆域基本定型时，“夷”和“外”也就有了新的内涵，不再指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而是清朝大一统版图之外的民族、国家、文化。但是，在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面临巨大转折。此时，除了要妥善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东进。作为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主流的公羊学，其进步的夷夏观在延续中华文明包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学者以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形势的认识，发前人所未发，比如，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迫切问题是如何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魏源在公羊学影响下，冲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锁，跨过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界限，认识到不能以昔日的“夷狄”视之，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梁启超深谙公羊学进步夷夏观的理论精华，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他认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