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丰富法治思想，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加以转化，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使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积淀的宝贵精神遗产焕发新的活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添法治动力。
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性成果
秩序和规则是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丰富法治思想，其孕育、产生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历经深刻变革、适应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加速发展，从古国时代走向王朝时代，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国家治理更为复杂。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加强，开始制定刑罚以巩固统治秩序。《左传》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汉书·刑法志》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社会的发展使刑罚成为必要。至春秋战国时期，子产在郑国铸刑书于鼎，李悝在魏国作《法经》，中国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就是在这种日益丰富的法律实践基础上产生的。
以管仲、邓析、商鞅、韩非等为代表人物的法家，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地位。不同于那种认为依靠德化治民才是理想政治的主张，法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以法为本，制定体现国家利益、人人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实行赏罚的依据、治理国家的标准。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韩非认为：“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法家特别关注立法问题，主张按照功利性、稳定性、适时应变、合乎人情、简明周详、厚赏重罚等原则来制定法律；同时，还要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权威，不能徇私情，否则会带来更大的混乱。邓析就主张“事断于法，此国之道也”，提出“立法而行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法家推崇法治，是因为相比于倡行仁义、任巧任智，法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比如，法律具有客观性、公正性，体现事物之理，所以能够经世致用。韩非提出：“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法律还确立了赏罚标准，让人们不敢乱法犯禁“苟成其私利”，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使秩序建立在法律之上，个人不得不遵守。韩非说：“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
随着中华文明日益发展，儒家的明德慎罚、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释家的普度众生等思想与法家的缘法而治彼此影响，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交流融合，荟萃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丰富的法治思想，铸就了一部蔚为大观、充满生机的法治思想史，为中华法系不断发展成熟提供了理论支撑。
以丰富性、民族性、深刻性为特点
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既要具体而微，梳理好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观点，紧密联系当时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社会状况、制度成果等进行分析说明，从精神内核、理论贡献、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探求；也要把握全局，研究其发展脉络、内在逻辑、整体特点等问题。从宏观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具有丰富性、民族性、深刻性等特点。
内容丰富多元。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法治理论、立法技术、法律适用、刑事政策等诸多方面，不同观点相互争鸣、异彩纷呈。其中，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理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比如，主张德主刑辅，是因为用刑罚治理百姓，百姓内心不会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教化治理百姓，百姓会从内心产生廉耻感并主动纠正自己的行为；强调明德慎罚，意味着统治者既要明德，以德自我约束、严格律己，也要用德教化民众、导民向善，避免滥用刑罚。否则，不仅不能遏制犯罪，反而还会因暴虐寡恩而失去民心，动摇统治根基。